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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大明嘉靖34年的南京倭患

发布: 2019-12-18   浏览次数:12   字号:[ ]

       82年前的今天,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分子在南京城开始施行长达6周、惨绝人寰的烧杀奸掠。历史总是惊人的巧合,往前再行382年,即大明嘉靖34年(1555),南京城也遭遇了一次严重的“倭患”。
(明·仇英《抗倭图卷》局部)
     “倭”为中国古代对日本的称谓,汉代时称日本为“倭奴国”,汉光武帝就曾赐给日本国王 “汉倭奴国王”金印。“倭”也有身材矮小之意,对于有着高度发达农耕文明的中原王朝来说,这些居住在海岛上的身材矮小者,当然是不足为惧的“倭人”“倭奴”。直到公元4世纪末期、5世纪之初的朝鲜半岛上,“倭寇”开始出现在文献记载里,高句丽好太王之时因征服邻国扩大国土,百济阿莘王与“倭寇”组成联军,屡次攻打高句丽,好太王最终大败“倭寇”,征服百济。由此,“倭寇”的称呼开始流传下来,到了元明时期,逐渐成为奉行“武士精神”的日本海盗、以及加入他们劫掠行为的不法分子这一集团的通称。“倭寇”袭扰中国沿海,从元代中后期产生到明代中期嘉靖年间发展到顶峰,形成“嘉靖大倭寇”,与当时的日本社会动荡、中原王朝吏治腐朽、军备废弛不无关系。“倭患”也成为元明史册、传记中经常出现的词语,他们频繁侵扰中国辽东、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的广大沿海地区,长达300年之久,沿海百姓饱受其苦。 
     公元1555年的盛夏,从浙江沿海登陆的一股六十人左右的倭寇,一路杀到杭州,再入安徽,后沿长江至芜湖,直逼大明王朝的留都南京。这批倭寇的数量,记载各有不同,约六十人上下,无出其右。与以往倭寇不同的是,他们武艺高强,流窜速度极快,行走区域极广,而且只杀人纵火焚屋作恶,没有记载说有抢劫之举,其杀人之多、速度之快,令各地官兵措手不及。最为奇特的是,他们仅以数十人之众,进攻城墙无比坚固的大明留都南京,并给予守军数万的南京城严重一击,嚣张至极。当时的南京文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这样记载:“南京兵与之相对两阵,杀二把总指挥,军士死者八九百,此七十二人不折一人而去。南京十三门紧闭,倾城百姓皆点上城,堂上诸老与各司属分守各门,虽贼退尚不敢解严。”曾做过胡宗宪幕僚的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则这样惊呼:“盖此五十三人者,滑而有谋,猛而善斗,殆贼中之精选,非常贼也!” 
     南京的这次“倭患”,不能不说是明代军事史上的奇耻大辱,也是“嘉靖大倭寇”的直接表现。南京作为大明王朝的开创之都,居山川之险,占城墙之固,地处长三角的经济腹地,既是南北交通之要塞,也是江南文脉的集中之地,更是大明的脸面所在。南京尚且如此,从侧面亦可见嘉靖时倭患之重。这一小股倭寇虽未真正攻入京城,但仅此南京一役,以数十人之力,便杀死了镇守南京城的两个把总、八九百士兵,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南京城军备的废弛以及军队战斗力的极度低下;直到在流窜了数座城池后,这一小股倭寇在苏州才悉数被歼灭。这股倭寇的作战方式,更像是一种试探,他们在用杀人的速度与数量来昭示侵略者的野心与被辱者的羸弱。 
     嘉靖时期的倭患之重,究其原由,一是统治者的昏庸与朝政的腐败,直接造成财政空虚、国力衰弱、军备废弛;二是越发严苛的海禁对于早已存在的倭患形同虚设,不仅无法禁锢那些以海为生的豪强,而且加速了亡命日本的走私者与日本各岛的野心家之勾结;三是日本国此时正值进入战国乱世,贫困的武士与失业的浪人越来越多,他们在别有用心的政客与原始的“武士道”精神追捧下,展现出人性里的极致之恶,不断在中国沿海进行侵扰、屠杀和掠夺。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里,充斥着人性的复杂。当下,和平、发展与合作已然是世界潮流。此时,我们以举国之祭,哀悼近代南京城的那场浩劫,是铭记历史,更是寻求真正的和平之路。不难发现,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所奉行的“武士道”,和数百年前的倭寇实为一脉相承,我们不得不反思,如何驱除封建流毒,如何扬弃历史文化。在惨痛的历史过往里,我们更应该理性得坚守正义的力量,以自尊自强之态,守护好美丽家国。(林滟茹) 

参考文献:(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明)郑若曾《筹海图编》;王浩《五十三个暴走族引发的战争》;金其桢《元明抗倭史话》。